大数据时代民族事务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数据爆发式增长，海量数据随之而来，大数据概念应运而生。随着大数据技术对各个领域的深刻嵌入，人类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发展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全新的挑战，也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新视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积极探索大数据对民族工作的影响，推动民族事务治理创新是当务之急。

一、大数据与民族大数据

　　大数据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实，数据概念早已有之，只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数量、类型越来越多，2013年全世界互联网一天产生的信息量大概可刻满1。88亿张DVD光盘，[1]信息总量每两年就可翻番。与此相应的是大数据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目前学界对大数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维基百科将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处理的数据集合，并常常把这些数据与采集它们的工具、平台、分析系统一起被称为大数据。大数据是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等技术发展的产物，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外，可以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社会管理、决策之中。

　　从目前的研究看，大数据有以下特质。首先，大数据是海量的数据状态，是数据爆炸的产物。区别于传统数据，大数据具有4V特征：第一，数量大（volume）：每时每刻都产生海量的数据，数据规模庞大，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1000个T）、E（100万个T）或Z（10亿个T）；第二，类型多（variety）：包括如电子文本、音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结构性、非结构性数据，数据间异质性大；第三，速度快（velocity）：数据动态性强，传播和共享渠道多，变动处理速度快，速度之快往往以“1秒定律”来处理；第四，有用性（value）：数据数量大，价值密度低但潜在价值高，需要高技术进行挖掘分析。根据这四个特征，大数据可理解为由规模巨大、内容复杂、动态性强且价值密度较低的数据组成的集合。其次，大数据是一种计算机信息技术，是一种复杂的数据处理技术，是IT产业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大数据技术包括数据仓库、可视化、云存储、云计算等。最后，大数据是一种方法或思维方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一切，大数据是一种思维方式，一场由技术变革推动的社会变革，将会给国家与社会带来全新的机遇，产生广泛的影响。“大数据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2]

　　在美国，大数据应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奥巴马运用大数据赢得总统大选，到政府、警察、企业、科研等机构依靠大数据在国家治理、预防犯罪、推送广告、用户体验、医疗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功。美国、英国、日本等政府不仅制定了大数据战略，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大数据计划，包括美国国安局专门监控网络数据信息的“棱镜”计划。在中国，经过多年努力，大数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国家启动的政府“十二金”工程，建立了庞大的政府业务数据库。据统计，到2014年6月，96%的国务院部门建成了政府网站，90%的省级政府、96%的地市级政府、77%的县级政府拥有了政府网站，中央及省级部门电子政务覆盖率已达70%，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大数据。2015年8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从国家层面对大数据提出了整体规划。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大数据应用，截至2014年底，已有193个城市确定为智慧城市试点，公开宣布建设智慧城市已达400个。广东省、上海市已率先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北京、上海、贵州、广州等宣布开放政府数据资源。在交通、医疗、公安、旅游等领域也开始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更好提升治理能力。一些互联网公司如百度、阿里巴巴等也积极参与到大数据技术及其数据分析应用开发之中。

　　我国在推进民族工作信息化，加强各级各类民族资源数据库和民族工作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民族工作者及各民族群众在民族工作信息平台以及其他网络平台，汇聚了大量民族资源和民族工作信息，实时产生了庞大的信息数据，包括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网络点击等数据，这些与民族事务有关的政府数据、社会数据可以称为民族大数据。

　　民族大数据就是运用大数据理念、技术和方法，解决民族事务领域数据的采集、存储、计算与应用等一系列问题的数据方式，是大数据理论和技术在民族事务领域的应用和实践。除了具备大数据的一般特性，还有自身的特点。

　　按照数据的性质和内容看，民族大数据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个体基本属性数据，主要包括个人人口特征数据（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地区、健康状况等基本信息）、网络行为数据、历史数据、基于位置服务的数据、UGC数据等等。一些地方政府将其生成为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居民信息系统。掌握上述数据，有助于民族工作部门动态、准确地提供个性化服务。二是政府管理数据，主要是政府民族工作及相关部门产生的数据，包括民族政策数据、民族工作统计数据、法律法规数据、公共管理数据等。三是社会民族数据，主要包括与民族有关的资源数据、经济社会数据、行业管理数据、网络数据、商业数据等。

　　民族大数据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数据，也涵盖社会上的外部数据源；不仅来源于政府系统，也来源于社会组织和公众。民族大数据与传统民族数据是有本质不同的，在数据来源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数据随机抽样，大数据是全样本的、即时的数据，在结构上是非结构化、分布式的，在数量上是突破了传统数据量，是数量巨大、类型众多的数据集，而且是动态的、快速变化的。最本质的区别是民族大数据的核心应用价值是分析和预测。

　　在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民族大数据价值，提高数据分析应用能力，积极应对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局面，是民族工作大数据面临的新课题。

二、大数据对民族工作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转型，我国民族工作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工作进城了、下海了、入世了、上网了，民族工作升级了，对民族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3]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工作应该积极运用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进一步优化民族工作决策，创新民族工作模式，通过分析数据，更好地推动民族工作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具体分析，大数据会对民族工作产生以下影响。

　　（一）大数据使民族工作决策更加科学

　　工作决策与政策制定是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大数据时代，民族数据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传统的决策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环境对民族工作的要求。充分运用大数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是当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使民族工作决策基础更加准确可靠。数据就是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在传统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因为信息缺失、信息量不足而处于有限理性状态，不能进行完全的理性抉择。大数据将原本分散存储在不同部门、行业、主体的民族工作数据作为全数据而非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有效地提高决策准确。而且大数据技术可以根据事态发展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动态分析，大大提高了决策可靠性。

　　大数据使民族工作决策技术手段更加先进。传统决策由于信息不完整只能凭着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将这些分散的、模糊的结构性、非结构性数据有序地关联起来，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客观的综合研判，这样，决策者更多依赖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而非业务特性的因果性分析，使决策在“业务经验驱动”基础上增加“数据量化驱动”，逐步形成以数据为基础，用数据说话，让数据做主的大数据决策模式，从而超越决策者眼前事实和经验理性，取代“拍脑袋”决策。[4]通过对民族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建模，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民族工作发展现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使民族工作决策由主观经验走向客观分析，由推断走向科学。

　　大数据增加了公众参与民族工作的渠道和主动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公众表达意愿、传递信息的成本越来越少，公众可以通过网站、论坛、个人空间或者发微博、微信来发表自己对民族工作的言论，普通民众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随着社会化媒体和大数据应用的深入，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政府、社会和公众三者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公众参与民族工作的渠道增加了，决策主体从“专家和精英”转向拥有数据的“普通大众”的共同参与，渐渐变革了传统的民族事务决策主体方式。同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开始注意公众的意愿或建议，提升了公众在民族工作中的参与度。

　　面对大数据时代决策技术和决策环境的变化，我们只有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更加科学的决策机制，实时抓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舆情民意等民族大数据，把握民族发展状况和规律，才能对民族事务治理和民族发展做出更有价值、科学的决策。

　　（二）大数据提升民族工作管理和服务能力

　　民族工作关乎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关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民族工作就是管理民族事务，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团结与繁荣。当前，民族问题更加凸显，民族工作难度加大，大数据为提升民族工作管理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比如对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通过以往的方法很难进行准确研判。利用大数据的优势收集公安、教育、医疗、民政等部门涉及的民族个体信息数据，通过综合分析和深度挖掘，可以准确、动态反映城市少数民族的规模、结构、分布、流动规律，如果与其他公共服务资源数据整合分析，可了解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享用、配置现状和趋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为城市少数民族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上海市就通过建立社区少数民族人员信息资料库，并与公安、民政等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形成社区民族工作大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工作。

　　大数据通过多样化的信息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打破了由阶层、职业、传统等造成的沟通障碍，经过全面、定量的分析功能，使管理者可以追踪和分析公众的各种需求，进而实现精准定位开展各种服务。我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政策，就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采集全国或一个区域范围扶贫对象人口、分布、经济状况、资源禀赋等数据，结合区域历史发展、居民收入、就业状况等数据，建立数据模型，统筹管理，实施精准扶贫，真正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大数据有利于政府提供个性化服务。海量数据记录着少数民族公众的行为、需求，大数据可以对公众的行为特征数据进行挖掘，通过对公众在政府网站、微博等的浏览次数、栏目关注度、在线申请服务、评论等数字足迹来分析判断其偏好和需求，进而主动为每个少数民族个体提供或者推送个性化服务，改变之前的千人一面的窘境，甚至可以提供一些类似私人定制式的服务。比如通过充分发掘和动员社区内清真餐饮、商业网点、民族文化等资源，提供清真服务定制服务。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把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细分，使政府服务更精准、更个性化，从而有效提高少数民族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大数据有利于提升民族工作危机管理能力

　　我国民族地区复杂多元的地理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使民族工作面临着复杂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双重考验，一旦疏导和处理不力，就可能诱发冲突和危机。特别是一些民族宗教因素，如果被分裂分子、敌对分子煽动时就往往表现为突发事件。防范和解决危机，处理突发事件是民族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任务复杂而艰巨。近年来，民族地区已经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一整套系统的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借助大数据进一步完善。

　　首先，利用大数据可以预测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美国纽约市警方通过分析案件与发薪日、体育赛事、天气变化和假日等变量的相关性，预测最可能发生罪案的“热点”时间和地点，使犯罪率明显下降，凶杀案发生数量创下50年来最低。大数据通过对环境要素数据、历史数据、网络媒体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可以提高政府对危机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嗅探出隐含其中的风险，及时发现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公共网络、卫生环保等领域的危机，适时采取应对措施，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为实现科学防范和化解危机提供技术基础。新疆“7·5”事件是国际和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重新审视事件过程发现，从7月4日晚开始，一些网民在QQ群、论坛和个人空间大量发帖呼吁举行示威游行。7月5日，分裂分子热比娅也通过电话进行煽动，“维吾尔在线国际”等网站进而大肆煽动宣传，传播谣言。5日晚8时许“7·5”事件发生。[5]如果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网络、通信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提前发现危机，并采取措施预防，应该能够阻止或者缓解事件的发生。

　　其次，大数据为应对危机过程、解决危机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大数据来追踪恐怖分子和监控社会情绪，能够了解多少人和哪些人正在从温和立场变得更为激进，并“算出”谁可能会采取对某些人有害的行动。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大数据对微博、微信等社交数据的跟踪分析，找到危机事件的起因、传播渠道、关键人物，就能对网民的言论和情绪趋势进行研判，发现社会情绪变化，减少危机过程的不确定性，预估、发现危机中的各种变化，从而帮助政府及时调整应对措施，维护社会稳定。在民族事务危机中，更要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有效应对和解决危机。

　　（四）大数据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实现

　　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我国民族政策都是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总政策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都是为了充分实现和保障民族平等团结。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各民族平等得到了基本实现，但是在某些方面平等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大数据可以使民族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实现。

　　一方面，大数据的平等性创造了民族平等的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已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拥有平等的信息权，都平等享有信息自由。另一方面，大数据有助于实现民族平等。比如少数民族平等受教育权利，传统入学数据存在不全面、不准确、延时性等缺陷，难以真正反映各少数民族教育机会均等的发展水平。随着全国统一学籍信息管理制度的建立，每个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包括入学、退学、休学、转学等，可以实现实时采集与监控。再与户籍、居民收入、医疗等大数据关联分析，从而保障每个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同时通过数据深度挖掘，制定针对性的教育政策，改善资源调配、学校环境、经费投入等，保障充分的少数民族教育平等权利。[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怎样做好民族团结，也是可以通过数据进行分析的。有学者总结认为，语言、空间、社会化、传统社群、人情交换、市场、职业、政治、文化、制度等是民族团结的十大重要纽带，运用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每一个纽带数据的分析，能够反映区域民族团结状况。比如，研究表明，族际婚姻关系是衡量民族团结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族际通婚率达5%以上，这种族际关系即为高稳定的族际关系。族际通婚率达到10%以上，族际亲缘交叉率高达30%以上，族际关系即为趋向融合关系；族际通婚率达到20%以上，族际亲缘交叉率达到60%以上，族际关系即为融合关系。同时，族际通婚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民族之间的好感和认同度就提高了一大步；反之则民族之间的认同感降低了一大步。[7]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族际通婚数据就能反映区域民族团结状况。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强调，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差别化政策就不是一刀切，就是精准支持，就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考虑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民生、文化等要素，才能出台差别化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平等团结。

　　综上所述，大数据的优点显而易见，大数据赋予人类新的思维模式与认知方式，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新动力，对于一些传统的民族工作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推崇。但是如果不能安全驾驭，大数据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挑战性的。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数据滥用、虚假数据问题、数字鸿沟可能引发新的不平等等，都可能使人们陷入数据泥潭、数据暴政之中。这些问题消解了大数据的力量，有待于通过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大数据应用实践来加以解决。

三、民族事务治理创新变革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民族事务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的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民族事务现实环境和技术环境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民族工作必须面对新环境，将大数据理论与理念、技术运用到民族工作中，为民族事务治理的破局和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在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从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

　　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是数据爆炸性急速增长，另一方面数据来源、传播渠道、结构和价值的不断动态多样性演变，增加了政府部门掌控巨量信息的难度。同时“去中心化”是互联网的基本属性之一，网络空间给网民提供了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使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公众对政府活动和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件更加关注，社会组织、公众作为议程设置主体的话语意识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整个社会数据的产生、加工和结果运用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众等共同参与的结果，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反映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上，由政府包办一切的一元单边方式，转变为在政府主导之下由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化主体共治的格局。多元化主体共治符合当前民族民间交往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建构“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支持、群众参与、合力推进”的民族工作格局，真正实现民族工作社会化，有利于改变“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部门的工作”的局面。

　　在多元共治格局中，政府主要是指各级民委，仍然是在民族治理中起主导作用，不是简单地把民族工作“社会化”而失去主导，只是进一步增加了工作中的协调、协商内容。民委应该主动接收民间的数据资源，进一步发挥民间的智慧价值，通过开放民族信息数据，吸引越来越多的对民族事务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关注并参与到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来，从多角度分析和审视问题，形成更好的治理解决方案。

　　（二）治理结构扁平化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的完整准确，需要数据的畅通传递和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来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准确，这就要求政府机构间的合作与联动，纵向科层制的治理结构将被打破，横向合作得以加强。“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这种开放和流动，是多中心的、高水平的”，[8]从而形成扁平化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级民委是具体的、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民族事务治理主要实行垂直化结构，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结果是数据传递渠道不畅，决策准确性不够，即使各部门数据充分，但部门之间数据无法共享，致使决策和执行各自为政，即使有偶然的合作也无法保证决策效果，而且行政成本较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工作向城市、社区、乡村渗透，民族事务越来越多，只有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民族事务治理扁平化结构，促进并形成部门间的无缝连接及高效合作机制，才能提高民族事务治理的整体效率与效果。

　　扁平化治理结构就是把过去集中在上级政府手中的权力重新配置，权力中心由一点分散为多点，并实现多方平等的互动与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消除信息孤岛。当前主要是继续健全和完善民委委员制，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民委委员制的建立，实现民族治理部门合作机制。其次是加强民委系统的合作，加强民委与地方各级组织的合作，更加注重合作、协商及伙伴关系，进一步完成共同目标与任务，使民族事务治理产生倍增效应。

　　（三）治理方式数据化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巨量性、异质性、动态性等特征，以及数据驱动要求政府主动收集、挖掘、分析数据进而掌握民情社情，这就需要变革以往的治理方式。

　　对民族事务治理方式的变革主要是：（1）预测治理。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利用先进的数据技术对民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数据取代传统的人为决策模式，预测民族事务发展动态，促进民族团结，同时把危机和矛盾解决在爆发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民族问题带来的危害。（2）精准治理。基于大量原始可靠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发现和验证民族问题的全部过程，采用全数据模式，即“样本=总体”方法，使政策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实现经验管理到精准治理的转变。（3）协同治理。大数据的开放性推动着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公众等各级主体数据信息的共享互动，信息不对称得到了解决，一方面政府更加开放、透明，一方面更多的社会力量被调动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各级主体在民族问题治理决策与实施过程中更加协调一致，在协同中形成更加完善精准的治理。

　　（四）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治理水平的提高和体现需要较强的治理能力，治理模式是基础，而治理能力则是保证。民族事务治理创新体现在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大数据技术能力。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数据处理技术和能力，只有具备针对数据信息的各种技术能力，治理才能取得理想效果。其次，分析研判能力。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网络舆情的数据搜集、监测的基础上，转化成有效的民族治理、预测和判断未来走向的能力，实现治理的及时、准确和有效。三是数据管控能力。网络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信息传播、人群连接的同时，网络也在向民族群体输送了大量有关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乃至民族分裂的负面信息以及虚假信息。[9]因此，加强对数据的管控，防止数据失控十分重要。同时还要注重提升政府公信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民族事务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民族事务治理创新既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实现民族地区小康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大数据为民族事务治理创新带来了现实契机，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创新民族治理中的作用，增强民族工作新的活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积极营造大数据创新应用的环境条件。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路径建设。

　　（一）厘清理念，积极转变民族工作方式

　　对于大数据治理，最大的障碍不是硬件技术和方法，而是理念观念的转变。因此，首先要把大数据思维理念融入民族治理，特别要强化各级管理干部的大数据观念。大数据主要强调三个思维转变：分析全数据取代小样本方法；注重数据整体而放弃追求精确性；关注分析事物的相关关系而不再探求因果关系。[10]这就要求厘清过时的理念，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改变经验决策思路，逐步适应数据分析决策模式，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是转变民族工作方式。加强对民族问题大数据的调研，重视真实数据的收集，促进数据信息公开透明，加快破除信息壁垒和缩小数字鸿沟，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民族问题趋势，真正实现民族事务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化治理。

　　（二）理顺关系，创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民族事务大数据行动方案，加快数据资源整合，统筹推进大数据工作进展。二是加强对大数据建设的组织协调，建立民族事务大数据专门处理机构，协调数据治理工作，打破地区和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联合互联共享。三是建立政府和社会大数据联动机制，可以通过与国内技术实力强大的公司合作，共同提高数据分析运用价值，也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完成民族大数据的价值挖掘。同时加大数据开放，特别是非敏感性民族数据应尽快向社会开放，提高公众对数据的使用率。四是开展大数据示范工程。每年选择10个自治州、自治县、民族社区开展民族事务大数据治理示范，通过案例，发现全国民族事务治理建设的客观水平和特点，探索创新民族事务治理具体路径。

　　（三）加大投入，健全民族数据资源体系

　　一是完善民族事务基础资源数据。民族事务治理的分析、预测离不开基础数据的支撑。经过多年民族工作信息化实践，已经沉淀了大量的宝贵数据资源，当前主要是进一步整合和系统化，加大投入，形成健全的民族数据资源体系，重点建设民族个体基础信息数据库、少数民族事业发展数据库、民族关系数据库、民族政策数据库、民族问题数据库、民族文化数据库、民族事务预警数据系统等。二是建立民族政务数据中心，负责政府民族数据资源的管理和综合利用。特别是要健全民族事务纵横数据网络，打通国家民委与地方各级民委间的纵向数据通道，构建连接民委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横向数据通道。充分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加强对民族事务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信息数据支持，使全国民族大数据从静态变为动态，全面提升民族工作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三是建立民族事务公共信息平台。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改变各部门业务碎片化服务状态，整合政策发布、工商、税务、卫生医疗、交通、社保、公安、银行等各类资源，实现少数民族生活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服务等综合服务网络一站化、一体化，全面提升公众民族事务服务体验。四是加强政府民族类网站建设，既要规范提升各级民委网站、自治地方政府网站，也要积极鼓励其他民族类网站建设，增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高大数据应用能力。

　　（四）夯实基础，健全大数据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制度保障，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系列规章的基础上，制订民族事务治理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包括民族大数据标准、技术规范、数据交换共享、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人员培训、部门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从制度层面保障民族事务大数据的开展。二是资金保障，要在已有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财政专项资金等多种形式，加大大数据建设投入，特别是加大民族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如光缆、基站、资费的投入。2015年2月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民族地区八省区只有新疆、青海达到，其他六省区差距较大，民族地区上网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于大数据很多来源于网络，我们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有效缩小数据鸿沟。三是队伍建设。可以通过在职培训、专业招聘等大数据人才机制在各级民委逐步建立民族数据管理队伍，设立信息管理员、数据分析师等岗位专职负责民族数据的收集、加工、分析工作。同时，加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也可以通过社会外包的方式，选择专业的第三方合作企业，保障民族大数据工作的完成。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当今，民族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需要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路。大数据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推动民族事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种参考的分析框架。尽管对大数据的认识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但是大数据的作用已初现端倪。受制于现有民族事务管理体制和传统管理习惯，大数据真正对民族工作产生价值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结合当前民族工作实际情况，树立大数据意识，着力于增强大数据在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化数据管理革新，提升数据服务能力，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J]。求是，2013，（2）。

[2]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7。

[3]王正伟。关于民族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思考[N]。人民日报，2014-02-26。

[4]张倩。大数据在突发事件政府决策中的应用[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5]林凌。“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J]。当代传播，2009，（5）。

[6]刘雍潜，杨现民。大数据时代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新思路[J]。理论探讨，2014，（5）。

[7]吴华敏。浅论民族团结的十大纽带[J]。中国民族，2015，（7）。

[8]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13。

[9]方付建。网络时代的民族问题研究：进展与路向[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