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展现价值维度

　　大数据时代的移动医疗提供了理解道德物化的形态学视角。由此，产生了道德形态学的总体思路及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形态学视角的描述。本组专栏文章是对生命伦理学前沿的反思，旨在为一种形态学整体论的生命伦理学提供简明而系统的阐述，包括道德形态学方法、医疗生活史重构、医疗技术实践中美德与公正、生命科技的伦理难题以及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与中国问题等。

　　由于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无线通信服务业的兴起，移动医疗和智慧医院已渐行渐近，正在推动医疗保健领域的变革——医疗大数据变革。医疗大数据既产生于数字化身体，同时又不断地推进将数字化身体纳入医疗的超级融合进程。这不仅带来了医疗技术形态的改变，而且带来一种更为根本的道德形态过程的改变。

　　生命伦理学是伴随着对二战期间纳粹人体实验的批判和对新兴生物医学的伦理反思而出现的，其主题可归结为由技术、医学和生物学应用于生命时提出问题的伦理维度。然而，这种从个体出发的伦理由于过于强调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和原则取向，它所论证的原则并不特别适合于人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或公共健康实践。

　　生命伦理学原则主义进路源自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信念。它的难以成功在于缺乏对伦理普遍主义理性原则的质疑。各种相互竞争的道德主张又必须通过某种基本同意才能相互包容并成为异质人群在一起合作的前提。于是，生命伦理学遭遇恩格尔哈特所说的“地理学难题”。医生、护士和其他保健工作者在价值观上担当着类似于公务人员或“地理学家”的角色。由于置身于并维持着一个道德的特殊地带，他们作为保健领域的“公务人员”或“地理学家”，“就病人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形下这些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等提醒病人”，并成为“引导病人认识到这些冲突及其道德意义的专家”。

　　“地理学难题”由此诉诸保健专家的实践智慧，这对难题求解来说是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于，一场引发生命伦理学理念或方法之重构的医疗健康实践的变革，即大数据时代个人健康革命，反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来自医学界的反思表明，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向导，即构建“个体与总体之间超级融合”的方法，我们称之为“道德形态学”方法。无线医疗领域的先锋人物埃里克·托普在《颠覆医疗》中表明：智能手机、云计算、基因测序、无线传感器、临床实验、网络连通、高级诊断、靶向治疗将使医疗更具个性化；数字化身体或镜像身体又塑造出“医学的伟大拐点”，大数据通过数字化的超级融合孕育人类的总体映像。这是一种“将个体与总体进行超级融合”的医学变革，它展现了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的价值维度。

　　数字化人体、移动医疗和医疗大数据必然展现为一种道德形态过程。它一开始是与智能手机、互联网、传感设备等技术形态密不可分的，但随着这个形态过程的展开，人口效应将推动医疗进入一种大数据的文明指引之中。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大数据对生命医学的影响是“形态学”进入生命伦理学的契机，主要表现为三点：（1）对人口的改写；（2）对医疗生活史的重构；（3）对身体健康的重述。医生、医院、生命科技产业、政府及监管部门，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中的个人或持不同道德前提的人，都以某种方式进入一种道德形态过程的重构中。

　　根本的变革总是充满了争议，何况生命伦理学面临棘手的“地理学难题”。然而，引入“形态学”方法，从物质现象层面看待将个体与总体融合起来的价值图式，将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开发出一种新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