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新周期的基建逻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的进程也被迫暂停，中国将再度面临国际需求快速衰退、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实现稳定增长与再次发展？答案很简单：基建，还是基建。

　　基建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

　　为何还是基建？这就要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说起。当下，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外贸、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

　　在疫情全球化后，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并且可能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短期内外贸产业将面临快速下滑。同时，由于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以及收入预期下降，国内社会消费短期内也同样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失其二，唯有基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堪当大任。

　　同时，受经济结构调整、去杠杆、清查隐性政府债务等一系列影响，过去两年的基建投资处于低位。2018、2019年的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8%、3.4%，显著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GDP增速，这使如今的基建投资有充足的发力空间。只要把基建投资增速恢复到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的水平，就能够弥补外贸下滑带来的短期冲击，实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

　　此外，基建对吸纳基层就业也同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基建增加的就业岗位将有效对冲外贸受损出现的劳动力过剩。因此，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是当前稳定经济发展的最现实、最可行的措施，基建依然是我国经济的“定海神针”。

　　新基建是基建版“供给侧改革”

　　自21世纪以来，用基建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每轮基建的工作重点与构建的发展逻辑有本质的不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了国际需求快速下滑，此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中国的外贸产业岌岌可危。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中国在2009年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启动基建、拉动消费来替代外贸快速下滑造成的经济缺口。

　　在当时，国内消费能力有点薄弱，加上金融危机有爆发速度快、需求下滑剧烈等一系列影响，使得这一轮周期出现了速度快、力度大的特点。

　　对应当时的需求与现实，中国提出了基建、房地产、家电的产业逻辑。通过基建来带动房地产的发展，进而使居民装修房屋、购置家电来促进社会消费。在这一逻辑下，中国的钢铁水泥、建筑建材、家电制造等行业显著受益。由此释放的大量需求不仅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还促使经济生产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制造业趋于成熟。

　　在经历了爆发性增长后，快速周期带来的一些后遗症逐渐显现。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出现大量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高企，通胀压力逐渐增大。自2013年后，“4万亿”时代的基建逻辑已经终结。此后，中国迎来了宏观调控与全面深化改革，一轮新的基建正在蓄力。

　　到了2014年，中国开始再次启动基建，但这一次的目标与逻辑已经完全改变。经过连续数年的高强度建设，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已初具框架，但乡镇、农村地区的历史欠账依然很多；基础设施产业已形成规模，但公共服务尚在起步。

　　因此，这一轮基建强调的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弥补城乡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应的基建逻辑转变为基建、城镇化、产业升级。通过基建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通过环保、高铁产业来淘汰落后产能，带动产业升级。

　　在不同的基建逻辑下，这一轮基建呈现出与2009年完全不同的面貌。传统产业经历了明显的更新换代，制造业逐渐开始升级，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初具规模。中西部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有了质的飞跃。

　　受益于长期、持续的基建投资，中国在2019年年末取得了城镇化率突破6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成就。但过去的基建逻辑已经持续了5年，又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于是在2020年，“新基建”的概念横空出世。

　　什么是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也是指以新基建为引领的、新周期的基建逻辑。

　　如今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振国内消费，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培育多种类型的经济动能。

　　因此，如今的基建逻辑再次转变。

　　第一，以新基建来推进科技发展，带动国内工业再次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在新基建产生的大量需求后，不仅许多科技、装备制造行业得到了机会，整个上下游产业也将蓬勃发展，最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制造的升级。构建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是中国如今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第二，以新基建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让传统基建成为有效投资。如今中国的经济已迈上了新台阶，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发展。传统基建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如何让这部分投资成为有效投资，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因此，以新基建为抓手，围绕新基建来配套传统基建，就成了提高基建投资效率的最佳措施。

　　第三，以新基建来推动城市结构的变化。虽然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60%，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在新时代的城镇化中，中国强调的不再是速度，而是城镇化的效率与质量。

　　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过新基建，中国可以发展新型都市圈、城市群，进行高质量的城镇化。这些高质量的城镇化，既能使产业分工的效率更高，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也能促进产城融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激发新型需求，促进新消费的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新基建代表的不仅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基础设施，而是一条完整的基建发展逻辑。新基建，将是驱动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未来基建行业最重要的主题。

　　新基建推动城市结构变化

　　以科技端为基础的新基建七大领域，实际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仅为10%～15%。真正的基建投资重头戏，还是以新基建为核心驱动的传统基建资源配置、城市结构变化。

　　中国的传统城市结构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进行发展的。长期以来，首都、直辖市、省会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行政功能、经济功能，成为了地区发展中无可置疑的中心。而伴随着资源要素的集中，人口、产业都向这些城市聚集。

　　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利于各产业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但“大城市病”日渐严重，住房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相互叠加，让城市的宜居程度急速下降，也促使生活、产业成本快速上升。

　　得益于技术进步，新基建让中国改变城市结构有了新的可能。信息化发展的进步让沟通变得日益通畅，远程办公逐渐成为现实。交通技术的发展直接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在城际高铁与城际轨道交通的助力下，将产业与居住功能外移，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都市圈成了新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信息传输、城际高铁与轨道交通等新基建的推进下，过去的中心城市转而成为了城市群、都市圈中的发展核心，通过围绕现有城市对整个区域进行高质量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轮的城镇化中，将会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小城镇成为发展重点。在中心城市向都市圈发育的过程中，城市周边的、位于交通枢纽节点的小城镇自然成为了发展重点。在时空距离的大幅改善下，产业、资本、人口迅速向小城镇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开始了高速发展。

　　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产业与人口所需求的环境已与过去有诸多不同，因此小城镇在迎来机会的同时，将积极推进高质量、多层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提供一系列配套服务。

　　第二，以产业来配置资源。在城镇化“以点到面”发展过程中，如何配置资源会对发展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正是基于发展产业的目标，中国提出了发展新基建，通过高质量、高科技含量的需求，来促使新一轮城镇化是由产业来配置资源。

　　在新基建促进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都市圈、城市群内部的交流优势，还可以让产业在区域内部得到培育壮大，形成产业集群。在不同产业共同成长、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也将使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区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还使产业与区域发展形成了正向互动，真正做到了将基建投资与促进产业发展相衔接。

　　第三，有效需求被大幅释放。如今经济发展有两大重点，一是基建投资，二是拉动消费。而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城镇化进程将释放大量有效需求，不仅产业得到发展，对于消费同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而在新基建时代，高质量发展释放的将是“新消费”。传统基建拉动的是家电、建筑建材等刚性消费。而在科技进步的时代，高质量的新基建将极大促进科技类、服务类、信息类的“新消费”。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由新基建所驱动的城市结构变化，将促进大量传统基建的配套投资、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新消费”的大量释放。

　　受益于区域化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中国经济即将焕发活力，在产业与城市的融合过程中，中国的居住质量、居住环境也将被大幅改善。未来的人口，将伴随产业共同散布在城市群中，而不再居住在拥挤的城市，自然也不会再有“大城市病”。

　　基建只能靠政府？

　　新基建将有新机会

　　一提到基建，似乎就自动与政府投资挂上了钩。这在传统基建时代是正确的，但在新基建时代，这一逻辑同样被改变。如今中国基建市场已经产生了转向，未来政府依然将是基建领域的主导者，但基建市场将逐渐开放，形成一个多方参与、共同建设的现代市场。

　　实际上，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后，基建领域也同样开启了一轮市场化进程。

　　首先，改变了政府的职能定位，让政府转变为监督管理者。此后，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标准的直接提供方，逐渐将环卫、供排水、供暖等公共服务交予企业负责，由此开启了基建运营市场的大门。

　　随后，推出了特许经营、PPP等模式，向社会资本开放了基建市场的大门。同时，也开始允许基础设施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票据，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打好了基础。

　　2019年年末，国务院再次推进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允许金融机构以权益类工具的方式直接参与基建项目的股权投资，进一步放宽了基建的投资渠道。

　　于是，在新基建登场的2020年，中国基建市场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新基建的出现将再次推动基建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在政府投资基建的时代，基建投资是纯公益性的，并不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而随着基建制度改革的推进，如何建立基建投资的市场，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既有长期积累的基建行政化后遗症，但占主因的还是由于基建产生的效益是发散性、长期性、社会性的，很难用短期的投资指标予以计算。

　　因此，如何界定基建投资的效率，以及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来扶持新基建，是未来的焦点，也是潜在的机会。

　　如何界定基建投资的效率？在经历了多年的尝试后，如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即按效付费。在试水市场化的阶段，政府对于社会资本投资基建项目存在许多监管，但持续监管的效率并不佳，还将持续推高项目的各项成本。

　　因此，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政府转向了按效付费。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由企业，而政府只需抓住财权，依照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进行付费。这一模式在供排水、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切实提高了基建投资的效率，也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促使环保产业蓬勃发展。

　　那么在新基建领域，政府又将如何支持？我们同样可以从过去的思路中得到一些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于环保、新能源产业均有大量的补贴，但高额的政府补贴并未促使产业健康发展，而是让市场逐渐扭曲，从追逐商品销售转变为追求政府补贴。在这本末倒置的情况下，产业发展情况自然不甚理想，高额补贴也加重了财政负担。

　　如今对于需要更高程度市场化的新基建领域，许多地方政府开启了“以投代补”的模式。通过成立政府产业基金，为需要扶持的产业提供资金，用市场化投资模式来替代直接补助，帮助企业与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新基建时代，政府将进一步减少对基建行业的干涉，让整个行业去行政化、日渐市场化，随之释放的能量将使一批企业得到更多的机会，从而带动基建衍生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可见，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以科技为基础的行业，更是时代的机会。我们即将在以基新建为首的基建逻辑下，迈入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