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三大趋势

　　1、 疫情下的数字对冲：信息流与人口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而在城市化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而这场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也将深刻改变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走向。

　　与2003年的SARS相比，从人口流动上看，2003年到2020年之间，航空流量从9000万人次/年，增长到6.6亿人次/年，17年间翻了7倍，客观上人口流动的加速对城市疫情控制产生不利因素。

　　而另一方面，中国数字化进程在17年间发生了三次迭代，产生了质的飞跃。2003年移动通信处在2G时代，中国家庭宽带用户仅为840万。而2020年移动通信从4G向5G时代迈进，家庭宽带用户接近4亿，而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8亿。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变化，第三产业占比从42%提升到53.9%，而数字经济在2018年整体规模达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34.8%，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从经典系统理论视角来看，如果把整个城市看成一个复杂巨系统，疫情期间城市秩序由于人员流动带来的不稳定熵增，由信息流动的负熵所抵消，形成一种独特的数字对冲效应。

　　在全球疫情大考下，网络化生存成为了城市公民主要生存形态之一，各国数字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控制疫情的有效性。尽量近两年，我国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泡沫化的种种争议，但是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全产业供应链，成为了疫情中城市公民网络化生存的重要支撑能力，大大增强了城市抵抗疫情攻击的鲁棒性。

　　2.数字抗疫的破局与智慧城市的短期失灵

　　在城市战疫中，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体温检测、疾病防控、后勤保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5G+远程医疗，还是我们在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看到的热成像人体测温监控，亦或是云计算厂商为新冠检测、新药研发等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分析和超算资源。这些鲜活的案例无不显示数字抗疫的独特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在城市疫情管控过程中，“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管控模式仍是主流。街道社区的通知传达、防控知识普及，依然靠嘴、靠腿、靠手动；体温上报、申报疫情线索、相关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用的仍是20年前的人工处理方式。基层工作人员大量精力投入海量填表，多头报送的“表格抗疫”，成为名副其实的“表哥”和“表姐”。数字抗疫和表格抗疫成为城市疫情管控中硬币的两面。

　　尽管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达到了6000亿元，已公布的三批290个智慧城市试点已基本覆盖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但是在疫情初期，90%的智慧城市陷入了短期失灵，客观而言，科技力量在战疫中的一个个灯塔案例更像是游击战，而非主力军的正面战场。原因何在？

　　简单而言，以往智慧城市建设重表轻里，注重“外功”，看重可视化呈现效果及应用，而对需要“内功”建设的城市高质量活数据的采集、汇聚、治理等缺乏耐心。城市管理者缺少深入城市最基层的实时、全量、全域的感知能力，使得重资产投入的可视化平台和数字化工具，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智慧城市短期失灵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服”由于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牵引，互联网+政务能够在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上取得长足进步。但在“管”的方面，由于缺少明确指标以及强业务属性，业务干部和IT干部信息不对称，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手段往往沦为汇报、参观的“锦上添花”，难以成为深入业务干部实际工作的“雪中送炭”。

　　3.后疫情时期城市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纵观整个信息化发展史，战争往往成为技术应用的推手。以当代影响最深远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两大核心技术为例，现代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诞生于美苏冷战；而移动通信的鼻祖，亦源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装备。因此，经历了城市战疫的实践和反思后，城市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加速向纵深发展。

　　趋势一：以价值回归为主线，技术业务双向迭代，智慧城市脱虚向实

　　从1月27日到2月21日，短短一个月间，中央连开六次疫情会议，均提出城市防疫中数字技术的支撑要求。并在3月14日重提新基建。从一系列中央传递的信号来看，数字化手段在城市管理中的诉求已经不再是“花拳绣腿”，而是要“真刀真枪”。在政策导向下，城市管理者的思维也将从智慧城市建设的界面呈现，向价值呈现转变，真正解决城市高质量活数据的缺失问题，让智慧城市在城市运行管理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因此，城市数字化在后疫情时期必然以价值回归为主线，以技术支撑为工具，以业务落地为内核，坚持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实现技术和业务双向迭代。

　　而在补齐城市最基层的实时、全量、全域的感知能力上，被重提的新基建成了重要抓手。无论是5G、物联网、新能源充电桩，都将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触达城市“最后一公里”的载体，构筑城市空间中以数据流纵横交错编织的神经网络，当城市感知能力真正下沉，城市智慧化程度才会上升，当集中于前端的数字化沉淀逐渐形成，城市管理也将从泛精准向高精准衍化，微粒社会对于城市透视的高度解析将被呈现，实现智慧城市的价值回归。

　　趋势二：重构公民-城市关系，全域数字身份将成数字孪生城市新入口

　　数字孪生城市概念提了多年，但如何在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定位城市管理者的职能，构建城市与公民的关系，一直缺少真正有效的落地形态。而由疫情在全国衍生出“健康码”的码模式，给出了一种重构公民-城市关系的实践路径。以单一场景切入，聚合城市与公民在时空、行为、轨迹的多维叠加，在前端以0或1的极简态呈现，而在后端保持复杂性和拓展性。在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码模式的迅速迭代，从最初后端简单从运营商单一数据判断，到不断聚合运营商、机场、火车站、金融消费等多维数据。

　　在后疫情时期，由疫情管控单一场景打通的“公民-社区-城市”简单有效的管理模式将被承袭，推动城市全领域个人数字身份体系建立，向城市安全、维稳保障、公民权益、信用评级等富应用场景延伸。无论是以外部信息表征，还是与个人生成信息融合，智慧城市不断建设的厚平台能力都将被最大化复用，从社交、消费、办公、学习到生物特征提取等，未来将演进成为数字孪生城市的新入口，承载城市管理中信息人口红利的丰富想象力。

　　趋势三：城市管理者的自身变革，IT干部与业务干部的跨界重混

　　在以往的城市数字化建设中，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互联网+政务，尽管大多是一把手工程。但依然没有改变在体制内，IT干部在政府运作中的弱势地位。无论在晋升通道上，还是权责分配上，业务干部和IT干部都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尽管国家出台若干政策，给予以IT干部为代表的行政类公职人员在转岗、晋升上的机制保障，但长期形成的部门墙依然难以打破。

　　但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当以传统人力模式为主流展开的基层工作无法应对复杂的疫情形势，业务部门对IT部门的诉求愈发强烈。很多城市自发形成了以业务干部混编IT干部的抗疫作战小组，通过复合团队的业务能力和IT能力叠加，快速与技术企业形成协同，有效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抗疫工作效率。在后疫情时期，伴随着智慧城市的脱虚向实，以及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的趋势延伸，在城市维度，在体制内跨部门所善用的独立工作组模式，将在更多城市付诸实践，而随着时间演进，越来越多精通业务的技术背景干部进入城市核心管理层，将形成正向激励，推动城市数字化管理的组织转型变革。